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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谈

魏晋风骨化沉香

时间:2014-08-01 21:17:51 来源:网络转摘 编辑:本栏目管理 点击量:1195

     你可以喜欢先秦的百家争鸣,你可以倾心盛唐的华丽磅礴,而我去独爱魏晋的那一份清新与不羁。

“风骨”作为《文心雕龙》里的审美理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在历代文学史上,对“风骨”的倡明总是产生于文坛索漠、媚俗之风日炽的背景下,“风骨”一直都是与荡涤柔靡的文风、复归英雄精神相联系。它所强调的是精神的充实、和美和健康,在和谐的审美理想中突出时代的强音与文学的现实精神,是文人儒士们所关注社会人生的积极态度、刚正不阿的人格力量和健康挺拔的文学精神。

魏晋文学产生于作品思想贫乏、铺张过甚、文字堆砌的两汉文学之后,以其“风清骨峻”确立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可以肯定的说,文学主题觉醒的标志不在《古诗十九首》,而在创造了“建安风骨”的建安时期。《古诗十九首》仅仅是震响了文学主题觉醒的先声,从侧面激发了文人对拯救社会和肯定生命的价值要求,而作为魏晋文学开端的建安文学中充满了主体觉醒意识,文学家们用他们的慷慨任性抒写着强烈的自主意识。

魏晋以前文学特别强调文学的“兴观群怨”,直到东汉末年频发的战乱才使这种影响有所减弱。魏晋时期的多朝代更迭逐渐摧毁了社会道德体系的神圣性和政治的权威性,这种动荡对应的即为文学作品中主题的觉醒。

在这个时代里,文人大多在纯粹的精神领域内通过文学表现其思想的深刻,以此来显示精神的力量与人的尊严,也可用来表现其极强的参政意识和进取精神。其外在表现为从大处着墨,用粗线条勾勒出一幅幅巨大广阔的生活画卷。曹操是乱世枭雄,他的诗中充满了主宰打的沉浮的雄心壮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则表现了他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英雄气概;“陈思(曹植)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抒写着他积极参政的意识:“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业之业,流金石之功。”

主题觉醒,让文人们认识到生之艰辛、命之短暂,出现了前无古人的沉重而伤感的“咏叹调”。魏晋时代的文学领域,一直弥漫着对生死问题的感叹和哭泣的声音,自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到陶渊明的“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如此的伤感,恰恰是在其心里回荡着对自我生命的留恋、沉思和突围的意识力量。这种力量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表现出对其生命的不乏荒诞的追求:药、酒和文章的普及及特色,以及太多令后人含泪微笑的逸闻故事共同展现了魏晋时代文人的风采、人文精神的光辉和他们慷慨任性的个人风范。

主题的觉醒,让文人的作品中充满着抗争精神。魏晋这种较宽松的社会形态,没有让坚贞的鼓起铭灭,而在主题觉醒的影响下更强烈。左思在《咏史》诗中曾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又说:“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这种对门阀世族压迫的抗争和布衣之士的清高之气,正是这一时期慷慨任性的文学风范。刘桢的《赠从弟》:“冰雪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和坚贞骨气。

一种强烈的自主意识从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宣泄的途径之后,文学便发出了铮铮之音,同两汉文学的特点相比,更为掷地有声。

整个魏晋时期,中国社会始终沉浸在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名士文人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文学史上稍有一席之地的作家,除去屈指可数的几位隐士之外,善终者没有几位。何晏、嵇康死于司马氏排除曹魏集团政治异己力量的倾轧中;张华、潘岳、陆机死于“八五之乱”中;刘琨、郭璞死于东西晋改朝换代斗争中……面对鲜浓的血色,文人们的作品在雄阔、激昂的基础上,又蒙上了一层苍凉的色彩。

文人们在战乱、改朝换代中或死于非命或饱受精神磨难,所以,他们发出了当时最强的忧生之嗟。受到曹丕排挤和迫害的曹植郁郁不得志,心情凄苦,他感慨世态炎凉“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他感叹“人居一世间,忽若飞吹尘。”,但是他同时也写出了“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可见,这一时期的文人没有在苦难的历程中自怨自艾,更没有陷入悲观,而是为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所促动,他们的文风在苍凉中不乏激昂的成分。特别是“竹林七贤”,他们胸怀大志,醉酒佯狂,啸傲山林,不拘礼法,品格高尚,不满于污浊、黑暗现实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却在文章中不乏激昂之情。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列述他个性的“七不堪,二不可”宣泄了他不堪世俗纷扰的困惑与极端痛苦的心情,而解读阮籍《咏史诗》中隐晦艰涩、哀怨怅靡的情景亦可在这里寻到端倪。

李泽厚说:“魏晋之际,文人们外表尽管装饰的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内涵。”。魏晋文人大量行不由己、身不由己、心不由己,在他们身上洒脱与恐惧、纵情与哀伤、飘逸与忧患互相对立,互相交融,体现在作品中即形成了风骨文学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

从魏初到晋末,是玄学发展并逐步完成的时期,也是清淡名士在热烈的玄论论战中追求梦想、完善人格的时期,其进程贯穿了整个魏晋兴衰的历史,这一时期既有理性与睿智的光辉,也有理智与强权暴力的冲突。

大量魏晋文人集儒、释、道于一身,他们有“学而优则仕”关心国家命运、惩恶佑善的儒者的积极性,又有道家的崇尚自然、追求逍遥的精神,同时又精通佛理,这是中国文人的典型性格,是魏晋文人在汉末儒教衰微、道德沦陷之后,探讨新的治国思想与人生之路的结果。他们在孔子身上看到了具有人文精神的仁者的美德,在老庄那里获得了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精神,在东晋时期,佛教又给他们带来了安慰心灵的教义与新的思辨方式。魏晋朝代更替频繁,经常有文人名士付出血的代价。文人们为了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并保持自己的人格与理想,安抚痛苦与恐惧的心灵,就自然地朝圣拜佛,寻找归宿感。

魏晋玄学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猛烈地抨击了烦琐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开辟了一条玄思清朗的思想途径,从而一扫经学腐朽的尘垢,给当时的文人输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学者认为,玄学对我国魏晋时代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质的作用,是推动“魏晋风骨”发扬光大的力量。而我认为,在文风日盛的魏晋时期,玄学是哲学理论上的追求,它仅仅对当时文人的心理起到了安抚的作用,面对无情的打击,为了化解难以忍受的沉重心理,他们走向了虚无的佛与道的梦幻境界中,去寻找心灵的平衡,形成了文人的儒、释、道三学统于一身的精神境界,把内心的悲苦用“玄玄乎乎”的玄学问题来覆盖。实际上这是魏晋时代赋予的带有悲剧性的文人的性格,但在文学创作中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王弼、何晏是煽动玄学之风的旗将。王弼今天只留下两句“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的轶言,其文采很有限;而何晏也只留下两首《言志诗》和一篇奇特的《景福殿赋》,其中《言志诗》有“风骨”的迹象,作者以空中的名和水中的草为化,全力表现所处环境的艰难多险,最后则归结到“逍遥防志意,何为怵惕惊”,“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的出世欲求上。

因此,玄学的思想只能帮助忍受屈辱的痛苦的文人们维护自己的尊严,更好地实现“穷则独善其身”,他们在玄学中审视自己的处境,变得通脱达观、高标风流,而这种玄学思想寄于文学,则使诗歌与艺术有机结合,为“风骨”的突现提供了思想保障。

魏晋时期隐逸之风大盛,由文人隐逸而形成的隐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魏晋风骨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隐逸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斗争的副产品。中国古代文人从产生之始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入仕的结果不是丧失独立的人格,便是被政治漩涡所吞噬,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保全自身的需要,他们就选择了隐逸。

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论及士人隐逸的原因:“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庇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这是古人隐逸动机和目的,但真正彻底贯彻的是在魏晋时期,以朝隐和归田园式为典型。

在魏晋隐逸之风中,有一批朝隐之士,他们通过朝隐远离政治是非之地,达到避祸、保全自己的目的。其中以阮籍最为典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透过这些弥漫着恐惧伤感的诗句,我们仿佛看到外表放达,而内心极其痛苦的阮籍,他在恶劣的环境中,竭尽全力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陶渊明是魏晋时代归田园式隐逸的最高典范,他不同于前朝与后代隐士的特点是隐居之后彻底泯灭了求志达济的价值关怀,表现出独立的人格和清高不仕的行为方式。陶渊明诗曰:“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即安于愚拙而不取巧,意为清高不仕。在中国古代不乏隐士,但能够固穷守拙,保持坚贞人格的却少之又少,寂寞与清苦常常使他们倍受煎熬。而陶渊明更不愧为隐士的楷模,在以浮华相尚、富贵为荣、门阀森严的魏晋时代,人们尤其对自身的穷困讳莫如深,生怕别人的蔑视,而陶渊明却坦然相待、无怨无悔:“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魏晋文人,通过隐逸的方式保持了人格的完善和独立,形成了风骨文学的行为支架。刘勰说:“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说明作者有高尚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情操,故“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刘勰又说:“沉吟铺词,莫失于骨”,说明作者有义正词严的思想立场,文章有刚直有力的叙述内容才“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高尚人格思想的文人群体和一批由浓烈的悲愤到淡然的超脱的作品。魏晋文人注重个体人格的体现与文风的正直:曹植“美酒斗三千”注重自我解放;阮籍、嵇康狂放不羁追求任性率真的生活方式;陶渊明则在与自然的合一中寻找个体人格的自由,这就成了魏晋文学的独特风格:进取与退隐并存,忧患与超脱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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